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勝利是近代以來中國抗擊外敵入侵的第一次完全勝利，是中華民族從近代以來陷入深重危機走向偉大復興的歷史轉折點。抗日戰爭之所以能取得偉大勝利，關鍵在于中國共產黨發揮了中流砥柱作用。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共產黨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的關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是中國共產黨發揮中流砥柱作用的偉大勝利”。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論述，深刻闡釋了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的中流砥柱作用，是全面總結14年抗戰史得出的科學結論，是擲地有聲、顛撲不破的歷史結論。

　　政治引領：倡導、促成和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歷史充分證明，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沒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就沒有全民族抗戰，中國共產黨是抗日戰爭當之無愧的中流砥柱和政治領導核心。

　　中國共產黨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首倡者。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此民族危難之際，中國共產黨秉持民族大義，擔負起民族救亡的歷史重任，呼吁建立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以抵抗日寇侵略、驅逐日寇出中國。”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國民黨實行“不抵抗”政策，對日妥協退讓，中國共產黨則走在抗日愛國運動最前列，吹響了挽救民族危亡的第一聲號角，積極開展爭取同盟者、建立統一戰線的工作。1935年，在民族危機空前嚴重、中日民族矛盾成為主要矛盾的歷史關頭，中國共產黨捐棄前嫌，發表“八一宣言”，呼吁全國各黨派、各軍隊、各界同胞立即停止內戰，集中一切國力為抗日救國的神圣事業而奮斗。同年12月，瓦窯堡會議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還領導一二·九運動，掀起全國抗日救亡新高潮，喚起了中華民族的新覺醒。

　　中國共產黨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積極推動者。1936年12月，中國共產黨促成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為第二次國共合作奠定了基礎。1937年2月，中共中央致電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提出五項要求和四項保證，促使其確定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原則。同年5月，毛澤東同志深刻指出：“在今天，以國民黨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還帶著很多的被動性和保守性”“這種情況，加重了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政治領導責任。抗日救國的總參謀部的職務，共產黨是責無旁貸和義不容辭的”。這就強調了中國共產黨對抗戰的政治引領。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后，中共中央立即發出通電，號召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來抵抗侵略，并向國民黨遞交《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9月22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發表這一宣言；次日蔣介石發表談話，事實上承認了中國共產黨的合法地位。這標志著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對此，著名民主人士梁漱溟曾評價：“自日本侵略中國后，中共提出一系列的抗日主張，特別是國共合作，一致抗日，深得人心”“聲光幾出國民黨之上”。

　　中國共產黨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定維護者。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共產黨高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堅決維護、鞏固、發展統一戰線，堅持獨立自主、團結抗戰，維護了團結抗戰大局。”1935年，毛澤東同志在陜北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報告時預言：“共產黨和紅軍不但在現在充當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發起人，而且在將來的抗日政府和抗日軍隊中必然要成為堅強的臺柱子，使日本帝國主義者和蔣介石對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所使用的拆臺政策，不能達到最后的目的”“這就是共產黨和紅軍在民族統一戰線中的領導作用”。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后，國民黨先后掀起三次反共高潮，團結抗戰局面幾度瀕臨逆轉。但中國共產黨始終以民族大義為重，堅定不移推動全民族堅持抗戰、團結、進步，反對妥協、分裂、倒退，采取既聯合又斗爭、以斗爭求團結的政策，使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斷得到鞏固和發展，為最終奪取抗戰勝利提供了政治保障。

　　社會動員：堅持全面抗戰路線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僅包括國共兩黨及各愛國黨派團體，還包括廣大民眾。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中，全體中華兒女為國家生存而戰、為民族復興而戰、為人類正義而戰，社會動員之廣泛，民族覺醒之深刻，戰斗意志之頑強，必勝信念之堅定，都達到了空前的高度。”1937年8月，中共中央制定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提出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實行全國軍事總動員和全國人民總動員等一整套措施，標志著全面抗戰路線正式形成。洛川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強調：“共產黨員及其所領導的民眾和武裝力量，應該最積極的站在斗爭的最前線，應該把自己成為全國抗戰的核心，應該用極大力量發展抗日的群眾運動。”這里明確提出了成為抗戰核心和放手發動群眾的任務。

　　這一時期，毛澤東同志一再指出：“民力和軍力相結合，將給日本帝國主義以致命的打擊。民族戰爭而不依靠人民大眾，毫無疑義將不能取得勝利。”因此，“我們主張全國人民總動員的完全的民族革命戰爭，或者叫作全面抗戰”。1938年，毛澤東同志在《論持久戰》中進一步強調：“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如此偉大的民族革命戰爭，沒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動員，是不能勝利的”。而要進行政治動員，首先必須把戰爭的政治目的告訴軍隊和人民，必須使每個士兵每個人都明白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們有什么關系，如此才能造成抗日的熱潮，使幾萬萬人齊心一致，貢獻一切給戰爭。實踐證明，全面抗戰路線把實行全民族抗戰與爭取人民民主、改善人民生活結合起來，把反對外敵入侵與推動社會進步統一起來，促進了民眾的大覺醒。毛澤東同志指出：“這個戰爭促進中國人民的覺悟和團結的程度，是近百年來中國人民的一切偉大的斗爭沒有一次比得上的。”

　　在整個抗日戰爭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堅持動員人民、依靠人民，推動形成了全民族抗戰的歷史洪流。美軍駐延安觀察組發現：“共黨已將民眾與軍隊結為一體，全部動員，故能有抗日成績之表現。”戰后日本防衛廳戰史室編寫的《華北治安戰》中這樣寫道：“中共及其軍隊集中全力去了解民眾，爭取民心，不但日本，就連重慶方面也是遠遠不能相比的。正因為如此，盡管他們在數量方面處于劣勢，卻具有不容輕視的堅韌力量。”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國民黨實行政府操控、軍隊主體的片面抗戰路線，把抗戰看成只是政府的事，阻礙政府軍隊與民眾結合。這兩條不同抗戰路線的區別是巨大的。國民黨宣傳干將葉青（任卓宣）曾分析：“共產黨為什么有力量？依我看來，就是他在抗戰期內，能夠動員民眾，發展游擊得到成功。而本黨呢？對抗戰完全站在官僚主義觀點上，把抗戰看作是軍隊事情，忽略了動員民眾，發展游擊的工作，即不完全忽略動員民眾，發動游擊，但至少是以官僚作風來動員民眾，發動游擊，因此，共產黨得到成功，本黨沒有成功。”

　　戰略指導：制定和實施正確的戰略方針

　　抗日戰爭是一場戰爭，因此要看軍事上的戰略指導和戰場表現。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共產黨人勇敢戰斗在抗日戰爭最前線，支撐起中華民族救亡圖存的希望，成為全民族抗戰的中流砥柱！”中國共產黨捍衛民族獨立最堅定，維護民族利益最堅決，反抗外來侵略最勇敢。

　　九一八事變后，中國共產黨率先舉起武裝抗日旗幟，在東北開展游擊戰爭，成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起點，同時揭開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序幕。1932年4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發布《對日戰爭宣言》，表示“正式宣布對日戰爭，領導全中國工農紅軍和廣大被壓迫民眾，以民族革命戰爭，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以求中國民族徹底的解放和獨立”。全民族抗戰開始后，隨著戰爭的規模和范圍日益擴大，能否進行正確的戰略指導至關重要。中國共產黨站在戰略和全局高度，及時制定和實施正確的戰略方針，為爭取抗戰勝利提供了科學指南。

　　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后，中華民族面臨空前危機，全國人民最關心的問題是：這場戰爭能不能勝利？怎樣爭取勝利？1938年，毛澤東同志發表《論持久戰》一文，通過深入分析中日雙方特點，準確地預見了抗日戰爭由防御到相持、最后到反攻的三個階段。抗日戰爭的形勢發展完全證實了這一英明論斷。《論持久戰》使全國人民對抗戰的進程和前途有了清晰的認識，極大堅定了堅持抗戰的信心和決心。梁漱溟回憶：“幾年來對于抗戰必勝，以至如何抗日，怎樣發展，還沒有人對我作過這樣使我信服的談話，也沒有看到過這樣的文章。蔣介石的講話、文告我聽過、看過多次，個別交談也有若干次了，都沒有象這一次毛澤東那樣有這么大的吸引力和說服力。我說這些，毫不帶主觀上的隨意褒貶，而是歷史事實。”

　　為了實現持久戰戰略總方針，中國共產黨從敵我力量對比尤其是武器裝備懸殊的實際出發，根據人民軍隊善于發動群眾和打游擊戰的特長，果斷改變軍事戰略，即由運動戰向游擊戰轉變。1937年8月，張聞天、毛澤東致電周恩來等，指出紅軍的作戰原則是在整個戰略方針下執行獨立自主的分散作戰的游擊戰爭。同月，洛川會議確定了紅軍的戰略方針是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并強調其作戰原則是分散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消滅敵人。1938年，毛澤東同志在《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中將游擊戰爭提到戰略高度并作出全面闡述，明確提出八路軍的方針“基本的是游擊戰，但不放松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在這一正確戰略方針的指導下，中國共產黨逐步掌握了戰場的主動權。日軍也不得不承認：“共軍的游擊戰術巧妙，其勢力與日俱增，廣泛地擴大了地盤。”他們還對比了國共軍隊：“從作戰成果看，重慶軍比較容易擊敗，但要捕捉、消滅采取退避分散戰術的共軍則極為困難。”而國民黨也從中受到啟發，曾效仿游擊戰，但終因脫離群眾紛紛失敗。

　　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持久戰戰略總方針和游擊戰戰略方針，與敵人展開殊死搏斗，成為堅持抗戰的中堅力量。在戰略防御階段，當國民黨軍隊敗退之際，八路軍、新四軍義無反顧地挺進敵后，創建一系列抗日根據地，開辟了廣大的敵后戰場。在戰略相持和反攻階段，敵后戰場逐漸上升為抗日戰爭主戰場，根據地軍民在艱苦卓絕的條件下，廣泛開展伏擊戰、破襲戰、地雷戰、地道戰、麻雀戰等游擊戰的戰術戰法，匯成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消滅和牽制了大量敵人，減輕了正面戰場的壓力，成為促使國民黨抗戰到底的一個重要因素，對堅持抗戰和奪取抗戰勝利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黨的建設：卓越領導力

　　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發揮中流砥柱作用，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黨在抗日戰爭中逐漸成熟。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抗日戰爭時期，在民族危亡的歷史關頭，中國共產黨以卓越的政治領導力和正確的戰略策略，指引了中國抗戰的前進方向”“如果沒有中國共產黨領導，完成民族獨立和解放的任務就可能拖得更久、付出的代價更大”。

　　全面抗戰初期，毛澤東同志指出：“一個政黨要引導革命到勝利，必須依靠自己政治路線的正確和組織上的鞏固。”為此，他提出了“建設一個全國范圍的、廣大群眾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什維克化的中國共產黨”的目標，并稱之為“偉大的工程”。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中國共產黨堅持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在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等方面取得了豐碩成果。

　　在思想建設上，毛澤東思想在抗日戰爭時期得到系統總結和多方面展開而達到成熟。鄧小平同志說：“延安時期那一段，可以說是毛澤東思想比較完整地形成起來的一段。毛澤東思想中關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包括黨的建設的理論和處理黨內關系的原則，在延安整風前后，都比較完整地形成了。”延安整風克服了在黨內曾經一度盛行的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蘇聯經驗和共產國際指示神圣化絕對化的錯誤傾向，使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在全黨深入人心。在此基礎上，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黨內若干重大的歷史問題作出了正確結論，使全黨對中國革命基本問題的認識達到一致。黨的七大把毛澤東思想寫入黨章，確立了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的指導地位，為奪取抗戰勝利奠定了堅實的思想理論基礎。

　　在組織建設上，1938年召開的黨的六屆六中全會克服了全面抗戰初期王明的右傾錯誤，進一步明確了毛澤東同志的領導地位，解決了黨的統一領導問題。此后通過《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關于統一抗日根據地黨的領導及調整各組織間關系的決定》《關于中央機構調整及精簡的決定》等一系列文件，強調黨的一元化領導和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保證了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得到貫徹執行，使全黨上下始終步調一致地行動。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我們是共產黨，我們要領導人民打倒敵人，我們的隊伍就要整齊，我們的步調就要一致”。黨的七大形成了一支高舉毛澤東旗幟的久經考驗的政治家集團，使全黨團結在毛澤東的旗幟下，實現了空前統一。

　　在作風建設上，我們黨通過樹立良好形象，大大提升了凝聚力、號召力和戰斗力。“黨的作風”這一概念最早是毛澤東同志提出來的。1937年，他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說：“指導偉大的革命，要有偉大的黨，要有許多最好的干部”“他們是大公無私的民族的階級的英雄，這就是共產黨員、黨的干部、黨的領袖應該有的性格和作風”。1942年，毛澤東同志在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上號召整頓黨的作風。延安時期，黨高度重視作風建設，始終保持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先進性純潔性，保持革命隊伍旺盛的斗志和廉潔的作風，并在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形成了理論聯系實踐、密切聯系群眾、批評和自我批評三大優良作風，最終以“延安作風”打敗了“西安作風”。1940年，愛國僑領陳嘉庚先后考察重慶和延安，對比后斷定“國民黨蔣政府必敗，延安共產黨必勝”，并預言：“中國的希望在延安！”

　　1939年，毛澤東同志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概括：“統一戰線，武裝斗爭，黨的建設，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個法寶”。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正是通過對三大法寶的純熟運用，在政治引領、社會動員、戰略指導、黨的建設等方面均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從而成為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和勝利關鍵。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以自己的政治主張、堅定意志、模范行動，引導中國人民鑄就了偉大的抗戰精神，向世界展示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情懷，視死如歸、寧死不屈的民族氣節，不畏強暴、血戰到底的英雄氣概，百折不撓、堅忍不拔的必勝信念。在偉大抗戰精神引領、感召和激勵下，無數優秀的中華兒女視死如歸、寧死不屈，以錚錚鐵骨為中華民族筑起牢不可破的血肉長城，為抗戰的最終勝利作出卓越貢獻。

　　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中國共產黨不僅是抗戰中挽救民族危亡的中流砥柱，而且是今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堅強領導核心。新時代新征程，我們仍然會遇到各種各樣的風險挑戰，會面臨各種各樣的嚴峻斗爭。我們必須堅定擁護“兩個確立”，堅決做到“兩個維護”，堅持不懈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凝心鑄魂，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更好把握和運用黨的百余年奮斗尤其是抗戰時期形成的歷史經驗，堅持黨的領導，堅持人民至上，堅持理論創新，堅持獨立自主，堅持中國道路，堅持胸懷天下，堅持開拓創新，堅持敢于斗爭，堅持統一戰線，堅持自我革命，弘揚偉大抗戰精神，時刻保持解決大黨獨有難題的清醒和堅定，以偉大自我革命引領偉大社會革命，全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確保黨始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

[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